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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普适价值已经为当代大陆学人讨论的热点，我这里通过发掘和诠释儒家仁爱思想的普适价值为这个问题的讨论提供一点浅见，以就教於大家。

总之，我们完全可以尝试建立一种复合的选举制度。建立新式科举制度，也许可以作为美好的中国宪制之基础。

在大多数的社会中、在我们所羡慕的西方文明中，政治和社会的两分是社会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大家都知道汉武帝独尊儒术，其实，在这个事情背后，汉武帝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一套以教育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或者说宪法体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即便在希腊的大众民主制中也有选，但是，它的选是抓阄、抽签，随机从几万人当中选出若干人，轮流执政或者审理案件。但我相信，到了今天，我们讨论科举制度，完全可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上，可以站在一个对于人类政治之现状和未来作全盘重新思考的高度上，看待科举制度的意义。汉武帝独尊儒术，创立学校，设立选举制度，推动整个社会重视学，重视教育，也就给整个社会设立了一套教化机制。

可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奴隶制，这是我们中国政治传统中最重要的遗产，也即，政治平等，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当然在技术上做不到，所以就会有选贤与能。编按：2015年9月19日，科举与选举——科举制废除110周年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和弘道书院联合举办。《书古微》之中以或人之名义，引述《史记》等语为武王巡狩之事，魏源加以反诘云：殊不知罢兵西归行狩，可当升中大会之圣典乎？此圣典，就是指作为开国之典礼的封禅。

⑤《书古微序》，《书古微》卷首，475页。（40）同上，634～635页。其一，《后汉书》所载杜林关于其漆书古文《尚书》的相关说法甚为可疑，不可信。对于中国的整个历史，他曾如此加以概括：三皇以后，秦以前，一气运焉。

以《诗古微》而论，周公制礼作乐并不必然呈现为一种特别的开创性，反而更多地体现为继志述事，就是继文武（特别是文王）之志，述文武（特别是文王）之事。①这一点，正是魏源治经学所希望达到的。

（39）以此说为欧阳、夏侯说，并无直接依据，出于魏源之推断。然犹未为尽，尚须鲁一变至道，由此引出魏源本人对于西汉、东汉今古文源流的相关看法。（23）《书古微》卷十一，668页。（15）有孔子而及孔子弟子，由孔子弟子相传而至西汉经师，这就是魏源所说的师说、师法、家法。

（32）尧舜之前，太皞、少皞等亦为徽号： 太皞、少皞，言其德之广大。在魏源看来，澄清这一问题，有两个关键点。魏源虽主其出于古文，然此古文，只于文本所据有意义，至于司马迁所宗师说，则亦如孔安国，仍出于今文家师法家法。（55）《周诰分年集证五》，《书古微》卷十，661页。

（17）五帝、九皇，则无此殊遇。然魏源必谓文王受命为受殷纣之命，以纣自为帝而曲为之说，于称王号或犹可说，于改元则不知何以解说了。

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而封建不变，则世族亦不能变。（13）《甫刑发微》，《书古微》卷十一，670页。

（49）参见《诗三家义集疏》卷二十一，869～870页。（47）此时纣已自称为帝……则以不甚惜之王号赐封西伯……而己之临其上，乃益尊如天。绌者，事实上有所绌，皇以上则下极其为民了。魏源认为，孔子编次《尚书》，亦非任意而为。再看武王，魏源谓武王末受命，此受命则为受天命之意。年号则直至汉太初建元时始有。

司马迁之《尚书》，出于古文还是今文，有所争议。（62）《默觚下•治篇十六》，《魏源集》，80页。

家天下传子之谊，于《高宗肜日》天胤典嗣见之。魏源云：存夏殷之后，俾为三恪，地方百里，爵皆称公。

关于这一点，魏源所言，于史料而言，并无直接依据。魏源于此则返回到古老的三代之周，通过天命与民意的分别表述，将立国之本归于通过礼乐建制而获致天下、民意的普遍认可之上。

见于《尚书》的微言大义，既有与《春秋》今文学家相通的三统说，亦有魏源解读《尚书》时，所特重的以放勋、重华、成王等为徽号、有天下之号说而以传授理学为主的书院为了修心养性，上穷天理， 提倡静坐，这与佛教的影响也是分不开的。此外，书院的会讲制度、讲学仪式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受禅林的启发或影响。书院学规章程借鉴禅宗丛林制度 到了南宋，在朱熹等理学家的带动下，书院建设之风更盛。

书院之名虽然出现于唐，但唐代的书院类似于后世的馆阁，并非教育机构。其次，书院的产生与晚唐五代士子读书寺院之风具有直接关系。

宋代书院除了祭祀孔子及其弟子外，还祭祀书院的创始人及本学派的代表人物。书院的兴起受到了禅宗丛林的影响。

一系列学规章程的制定，标志着书院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阶段。唐代中期，百丈怀海禅师以佛教戒律原则为内核，融合儒家秩序精神，厘定禅宗丛林制度，形成了所谓的百丈清规，满足新兴禅宗的现实需要，为禅宗僧团的修行生活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促成了禅宗的兴盛。

士子在幽静偏远之寺院静心读书已经形成传统，这对书院选址很有启发，宋代书院便多建于风景秀丽之名山。然而，有趣的是，禅宗丛林制度本来就是佛教戒律精神融合中土儒家秩序文化后形成的，到了宋代又反过来影响到了传承儒家文化的书院的教育方式和制度建设。但当时儒家官学衰微，且与书院性质不同，无法为书院建设提供参照，而禅宗丛林制度在维持禅林纲纪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为书院建设提供借镜的条件。丛林为禅宗佛教徒潜心求道之所，而书院在理学家的精心经营下，也成为传承儒家道统的场所。

南宋理学家借用这种模式推广教育，如朱熹平时讲学的言论就经其弟子辑成《朱子语类》保存下来。此外，朱熹指导其门人程端蒙、董铢制定的《程董二先生学则》和当时丛林通用的《禅苑清规》内容十分相近，朱熹本人也对该学则予以高度评价。

住持为寺院之代表，又是行政负责人，负责统筹寺院事务，书院山长之身份、职责皆与其相似。再次，许多书院是在寺院的旧址上扩建或新建的，如宋初岳麓山寺庙林立，僧人智漩等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岳麓书院便肇始于此。

首先，从功能上看，书院和寺院性质相似，均是以教育生徒为特征，以传道授业为目的，是具有自发性的教育组织。此外，书院借鉴丛林清规，对学生日常仪容及行为做出了明确限制，对于一些严重无视纪律者，则给予逐其出院的严厉惩罚。